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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苏轼是北宋士大夫的领袖人物，一生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似乎是儒家的正统人物。但他又是禅宗虔诚的信仰者，与其交往的禅僧逾百。民间传说他是五戒禅师传世，即可见他是这“合二为一”人物之一斑：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传统人格理想；又保持了诗化人生、超越世俗的精神追求，将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苏轼为后代文人提供了一种在类似的社会条件下的生存典范,故得到他们的普遍尊敬。
中国的文人，在盛唐时期正属青春年华，进入中唐，尚是意气深沉的中年，到了宋代，已是迟暮的老朽了。在苏轼的诗词文章中，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整个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实际上是对世界充满空漠之感的人生哲学。这与禅宗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著名的前后《赤壁赋》是直接议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而苏词则是更深沉更含蓄地表现：“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尽管他一再地在诗文中对此表示自我排遣，想对这空漠的人生加以摆脱。(奉爱瑜伽观认为，通过瑜伽的修行可以摆脱轮回的痛苦，内在的自我将与宇宙的无上我合一；通过瑜伽将产生轮回的种子烧毁，心的主体被证悟，一切障碍都将不存在。瑜伽红尘注)
但是，这种解脱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不同于魏晋时期的文人对政治的躲避（如陶渊明）。而是对整个人世的厌倦和躲避。可既然活在世上，谁又能逃离人生这个大罗网呢？那么，保持内心的平衡，心灵的超脱，便是无上的妙法。于是，苏轼尽管一再被贬官外放，他始终却保持着随遇而安、豁达大度的乐观态度（一直被贬到了天涯海角的海南岛，他仍然高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这种内心调节机制，使他获得了旷达的性格，而有了上述荣辱不惊的表现，但其思想基础是源于禅宗关于人生短暂，万物皆空的观念，特别是禅宗认为大千世界不过是心的敷衍物，一切如梦如幻的思想。这不仅是时代文化的产物，更是一种站在高远的立场上观照社会与人生、处理个人不幸遭遇的宏达情怀。
苏轼感觉到人生是偶然的，世事也是虚幻的。作品的基调当然是消极的，但也包含了对于人生的理智反省。既然人间一切都是梦幻，那么人生的痛苦也不过是幻影。人世的功名利禄也没有什么可追求、留恋之处。这就直接导向了对社会共认的东西的否定，和对苦难现实淡然处之的态度。故欢乐不必过于欣喜，痛苦可以在内心化解，世事沧桑实属过眼烟云，求得本心清静便是解脱(古印度的瑜伽圣哲告诉我们：不要妄想在这个梦幻一般短暂的世界寻求快乐，这并非人生的目标。我们应该设法使原来属灵的本性，最后回到我们在灵性世界的真正家园。瑜伽红尘注)，沉浸于无欲无念的状态便是无上的幸福。所以，尽管他一再表示：“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此去真为田舍翁”
……但事实上，他从未归隐，一直沉浮于宦海。这形似矛盾的举动，和谐地统一在苏轼身上，他实是把那种自中唐开端的，愈加趋于内向，融进取退隐为一炉的人生哲学与心理构造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质变点。他正好是这一美学趋向和文艺思潮的典型代表。(本文作者：胡中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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