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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禅宗的思想（禅定被视为古老瑜伽修持术的一个组成部分。本站注），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奠基人的孔子，设计了一条理性主义的文化路线，把原始文化纳入了理性的管辖之下。把理性精神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象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与伦理的社会人生中。这是中国艺术和审美的重要特征，所以，禅宗以前的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规律和原则大都是具有社会功利性的，讲究“以善为美”。一些为封建文艺定规立法的巨匠，其审美理想无不渗透了儒家教义。直到禅宗出现的盛、中唐时期，依然如此。如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歌创作原则；韩愈“文以载道”的作文目的，颜真卿书法作品中那“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金石”（《六一题跋》）的卓越的人格内容，无不体现了这种美学规范。
禅宗的兴起，打破了这个一统天下，把中国的审美趣味带进了一个新的天地和境界。由于禅宗取消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分界，将其统一到人的心灵之中。于是，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了首位，不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对人世的逃避；不是人物或人物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这一变化，滥觞于盛唐，成形于中、晚唐，而大盛于两宋。禅宗强调“对境无心”，要求对一切境遇不生忧乐悲喜之情，又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看成是寻求解脱的途径，“担水背柴，莫非妙道”（《黄蘖断际禅师语录》）；并把世界的一切事物都看成是“真如”佛性的外在显现，“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这种“真如”佛性存在于宇宙万事万物之中，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这种真如佛性，不是语言所能传达、概念所能表现的，只有神秘的直觉——顿悟，才能把握。
“字字入禅”之作，从中可以看到禅宗理论对其美学趣味的渗透。晚年的王维以禅宗的态度对待一切，进而把这种心境融进了自己的诗歌，使其作品沐浴在佛光之下：空山、翠竹、日色、苍松、青苔、莲花、鸣鸟、流水、钟声……，大都是一个个独立而封闭的世界，圆满自在，和谐空灵(这与传统瑜伽术的与梵合一的空灵观是一致的。瑜伽红尘注)。以其《辛夷坞》一诗为例：“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作为诗中主角的兰花，独自生长在寂静之地，它的开放无人欣赏，它的雕零无人叹息，诗以言情，其情何在；诗以言志，其志何在？然而，它自身就是一个圆满自在的世界。诗歌忠实、客观、简洁，天衣无缝而又具有哲理深意，幽静之极而又生趣盎然，审美趣味大异于前，具有独特的魅力。
中晚唐之后，禅宗兴盛，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也就沿着这条线索发展，愈来愈走进人的内心世界。从中晚唐以来的诗歌看，士大夫们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使其审美情趣趋向清幽、平淡、静穆、寒峻。而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乃是士大夫们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面对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抒发着内心淡淡的情思，从中领略人生的哲理，又把它熔化在心灵深处。王维的诗是这样，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钧寒江雪。”峭洁峻拔，遗世独立，也是这样。就是那些支持要“文以载道”、“诗以采风”的倡导者们，亦同样如此，倡导与追求欣赏已然分道扬镳了。韩愈的文章，是有名的雄奇、通俗，但是他的诗，却孤僻、冷峭；白居易在作了讽喻诗后，也大吟“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宽”；“脸上除去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其它如大历十才子，韦应物、李贺、贾岛、卢仝、刘叉等人，无不具有这种倾向，特别是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给人以任意玄思，茫然而不知所措的感觉。宋代画师还对此进一步作了“非无舟人，止无行人”的充满了牧歌式情调的理解。（见邓椿《画继》）审美趣味已脱离了孔子所规定的“兴观群怨”的路线，不是那么讲究社会功利了。韵味、意境、情趣，成了美学中心。当然，这主要是社会时代变异使之然，但禅宗理论对其审美趣味的影响作用亦属极其重要的因素。(本文作者：胡中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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