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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把人从外在的宗教下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心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这段极为精彩的语言也适用于禅宗对印度佛教的改革，更适合理学对禅宗理论的阉割。
每当一个社会愈趋于没落，统治者也就愈要求任何行为不准超越既定章程，强调严密的纲常伦理秩序以及与之适应的凝固刻板的思想方法。程朱理学就是这样在南宋应运而生。但其基本的思想养料，却是汲取于禅宗，也就是在“人的心灵”，“人的内心世界”上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本来，禅宗重视体验，尊重内心思考的权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外在偶象、教条的束缚，开拓了个性解放的天地。(这与瑜伽修持秘要是理论和实践互相参证的法典，是相似的。瑜伽红尘注)可是在中国这块大一统的，扼杀个性的天地里，除了晚明这个特殊的时期外，它被理学所吸收，一齐压制了个性。那个自周敦颐发端，经二程兄弟弘扬，而由朱熹总纂集大成的理学，为了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网罗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这个体系的中心，便是所谓的“存天理，去人欲”。它把封建伦常、忠孝节义抽象为先天的至高的“天理”，要求人们屏除私欲，屏除物质世界的一切诱惑，通过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使人纯化而归复“天理”。二程兄弟及朱熹一方面大力排斥佛教，另一方面又从禅宗那里汲取了大量的思想养料来充实这个体系。
理学夸大禅宗的“本心清净”说，但悄悄抹去其否定外在偶象、强调个人思考的权威性的积极面，将“天理”置于“本性”之上，要求人人服从天理，即服从封建的纲常伦理。又用“格物致知”来代替“顿悟”，要求人们“集众理，然后脱然有悟处”；接过“人人皆有佛性”的论断，要求人们在一切事物上都要去发现“天理”，钻研“天理”，求得对封建伦理纲常服从的自觉意识。故禅宗的这些理论，被理学阉割，将士大夫们的心理变得更封闭、更保守。使得士大夫们在自我解脱与社会和谐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士大夫阶级的人生态度和由心理结构与人生哲学所决定的审美意识。规范、工整、严谨而又具有十分明确的社会内容的杜诗颜字，终唐之世，并不显赫。在这个时候却被捧上了无上的地位，即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理学家，特别是朱熹，根本无视文学艺术的存在价值，断言：“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今便学得十分好，后把做甚么用？莫道更不好。”（《朱子语类》）对文学中的个人才华个性的表现，则深恶痛绝。如宁可称赞王安石，也决不褒扬苏东坡。认为自孟子之后，“天下之士，背本趋末”，对自屈、庄、司马迁、宋玉、司马相如等等文人作了总体的否定。便是主张“文以载道”的韩愈，也被其讥讽为“弊精神縻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而且，“未免裂道与文以外两物。”用“以文害道”的棍子，差不多把文学作品统统棒而打尽。（见《读唐志》）
这种文学观给予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宋元之际的学者戴表元就认为：“后宋百五十年理学兴而文艺绝”（见袁桷《戴先生墓志铭》）别的暂且不言，自理学兴起后，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了严重挫伤，南宋较北宋就有了很明显的衰落，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沾染了理学气味而显得迂腐而不足观。
理学家把内向道德的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鹜视为危险，这其实已经脱离了正常人的道德水平了（其实二程兄弟喝花酒，美其名曰：眼中有妓，心中无妓；朱熹因挟私嫌，便严刑迫供妓女而欲陷害别人——都不是那么纯正），故理学制造的最多的人，不是表面高谈“义理”，内心卑污不堪的衣冠禽兽（见李贽《续焚书》、《又与焦弱侯》），就是怂恿女儿绝食殉夫，一面高叫“死得好”，一面内心又很悲痛的迂儒（见《儒林外史》）。
所以说，理学家的“义理”，是一种倡导者们自己也无法达到的道德范畴，（事实上，任何统治者都是既不在乎天理，也不去自己的私欲）。只能是一种道德做作了，如鲁迅所言“拼命地劝孝，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这其实是对一种虚假道德的提倡了。体现在文人学士上，便是口头上推崇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内心却沉浸在“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这种道德观，和强行扭曲了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实在给予后代带来了极坏的影响。(本文作者：胡中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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