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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为满足个体心理或灵性需要而产生的，主要是一种个人化的需求。在被理查德•尼布尔称为“宗教思想研究的里程碑”的《宗教经验种种》一书中，詹姆斯强调了个人宗教与体制宗教的根本区别。“我们一开始便注意到一种广泛的分界，将宗教领域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宗教；另一方面是个人宗教。正如萨巴蒂埃（M.
P. Sabatier）所说的，宗教的一支最注意神，另一支则最注意人。崇拜和献祭，感动神性的程序，神学、典仪和教会组织，都是制度宗教的本质要素。假如我们仅限于讨论制度的宗教，那么，就必须把宗教界定为一种外部技术，即赢得神宠的技术。反之，比较注重个人的宗教部分，关注中心是人自己的内心倾向，他的良心，他的功过，他的无助，他的不完备。虽然上帝的宠眷——无论失还是得——仍是宗教生活的一个本质特征，而且神学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这种个人宗教所激发的行为，不是仪式的行为，而是个人行为。个人独自料理宗教事务，而教会组织，包括牧师、圣礼以及其他媒介，都统统降到了次要地位。宗教关系直接由心到心，由灵魂到灵魂，直接发生在人与上帝之间。”詹姆斯强烈倾向于认为个人宗教才是宗教这一概念的根本，他说，“个人宗教，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证明比神学或教会中心论（ecclesiasticism）更根本。教会一经创立，便间接地依存于传统。然而无论哪个教会，其创立者的力量最初都来源于他们个人与神的直接感通。不仅基督、佛陀、穆罕默德这等超人的创教者如此，而且一切基督教派的组织者，都莫过于此。所以，连那些仍旧坚持个人宗教残缺不全的人，似乎也承认它是最原始的东西”。詹姆斯更是对“宗教”这一概念在西方社会的含义进行质疑，他说：“在对宗教现象的价值进行批评性的判断时，坚持个人宗教的功能与体制的、团体的或部落产物的宗教之功能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平常使用的‘宗教’一词，在意义上是模棱两可的。综观一下历史，我们才会发现，是宗教的天才们吸引了追随者，产生了由同情者们汇成的各种群体，这已形成了一种规律。当这些群体强盛到足以组织自身时，它们就成了拥有自己共同野心的教会机构。于是，政治的精神和独断统治的强烈欲望很容易渗入其中，并且玷污了原本纯洁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今天听到‘宗教’一词时，我们不免会想到这个或那个教会；然而，对于某些人来说，‘教会’这个词意味着如此之多的虚伪、残暴、卑鄙和顽固不化的迷信，以至于他们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得意地说，他们非常‘憎恨’宗教”。
可以看出，詹姆斯对个人宗教与体制宗教演变逻辑的分析与索洛金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体制化宗教并不能代表宗教的真正含义，反而注定会导致宗教的堕落。俄裔美籍社会学家皮替利姆•索洛金（Pititrim
Sorokin,1889-1968）在分析体制化宗教这种演变过程时指出，“某种程度上来说，从禁欲主义（ascetic
ideational culture system）到行动主义(active ideational
cultural
system)是一种不幸又不可避免的宿命。一旦禁欲主义的创始者们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他们便开始获得追随者。随着追随者人数的增加，一个组织就出现了；随着组织的出现，纯粹的禁欲主义的态度——完全漠视经验世界的事物以及不干涉经验世界的事物的态度——就不再存在了。‘组织’或‘机构’是此世的一种现象；它要求管理、指挥、指导以及许多纯粹属于经验范畴的对各种需要和关系的处理。因此，任何一种禁欲思潮，一旦发展到具有影响力的程度，就变成了组织；而一旦变成了组织，就必然变得越来越主动；而越是主动，其发展就越快。这种转变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组织化的网络一旦形成，“对个人灵魂的救赎变成对他人灵魂的救赎。超越和彼世现象回归到经验世界，并且越来越为之所纠缠”。
与詹姆斯对“宗教”概念的质疑相似，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区分了“宗教”与“宗教性”这一对概念。认为宗教性是宗教的本质属性，是“人类体验的内在形式，因此它在顺序上先于宗教，宗教只是宗教性在经验上的转换，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如教会、教派、宗派与运动，在组织层面上的一种实现”，二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在西美尔看来，“宗教性”是“我们灵魂中的一种存在或事件，是我们天赋的一部分。宗教天性在本质上和情欲天性是一样的。”宗教性是宗教的生命与灵魂所在，即使宗教的外在建制形式消失，“宗教价值却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灵魂中”。西美尔还预见到，“宗教人只会是个体，而大众永远只会追逐现存的宗教教义和结构。现代性的宗教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教的转向：从‘宗教’转向‘宗教性’，从大众转向个体。所谓后宗教的宗教，照此看来，就是个体性的宗教，是个人的宗教生命的朗然勃发”。（转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