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思与禅对人的追问的立足点是有所区别的，海德格尔所关心的既不是如何消除人的痛苦，也不是如何引导人成佛，海德格尔以“此在”指称人的存在，其根本旨趣在于强调人是存在的意义自我揭示或发生的所在，禅宗禀承佛教、瑜伽(yoga)传统，其出发点在于如何消除人生的痛苦，如何引导人的解脱，禅宗言“心”说“性”，谈“佛”论“道”，始终围绕人与佛的关系而开展。人与存在、人与佛这两大主题进一步反映出思与禅在人的问题上的冲突与融合。
“存在”和“佛”分别与思和禅对人的理解密切相关，作为两种不同思想中的“基本概念”，二者之间无疑是不能相互等同的，但是从其义理性格上看，我们毋宁可以视“佛”为“存在”同等层次的“范畴”，或者说，“佛”与“存在”表达着一种共通的境界。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的意义或存在的真理是“倒数第一个问题”，是不可定义、不可言说的，在禅宗中，“佛”作为“第一义”，“说似一物即不中”，同样具有不可言说的性质。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是非实体性的，具有非对象化性质，在禅宗中，“佛”同样也是非实体性的，不可能被对象化的，如在敦煌本《坛经》中，慧能大都是用描述性的语言来说明佛性（自性）“如何”或“怎么样”，而从不说佛性是“什么”。海德格尔反对作为万物创造者和统治者的上帝，“存在”与“上帝”没有任何瓜葛，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作为宇宙永恒的和支撑的力量的“梵”的思想等等也是与禅宗格格不入的，海德格尔反对“上帝”，但一定不会反对“佛”，“佛性”使然也！在海德格尔那里，“本然”作为人与存在的相互归属和相互引发乃自然而然之“事情”，在禅宗中，“佛”作为本来自足的心性本然状态彰显着人的“本来面目”。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在世界之中存在”时，在“让存在者是其所是”时，显现着存在的意义或存在的真理，但当人忘却“存在”，丧失“存在”之“故乡”时，或者说当人以“存在者”去把握“存在”时，人就会陷入非本真性或非本然性的“无根”状态，在这种人的日常生活的常态中，存在被遮蔽。但是人的此种“非本真的存在”与“本真的存在”之间不存在二元对立，此在虽陷入“沉沦”，但转俗成真永远可能，通过“决断”（Entschlossenheit
）或“一切放下”（Gelassenheit），人终能“归真”。在禅宗中，即心即佛，人佛无间，虽然“心”有真妄之别，妄心为“执著之心”，真心为“本然之心”，但真妄之心并非两种截然不同之心，二者均统一于人的当下现实之心，此心“无相无念无住”，与佛不二，“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敦煌本《坛经》）众生与佛归于一心，此心圆满具足一切，人只要在行住坐卧中念念无著，自识本心，自见本性，便能大彻大悟，成佛成道，自然解脱。禅宗所说的人的此种彻悟与海德格尔所说的“一切放下”的人的本真存在的实现，所彰显的是一种共通的人的解放的境界，在此种境界中，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都被消解，人与存在、人与佛之间圆融无碍，任运自然。
那么，海德格尔对人的本真生存与非本真生存的区别和禅宗的“心”的真妄之别是否可以等同呢？显然不能。这是因为，禅宗通过将真妄之心统一于人的当下现实之心，进而达到“平常心是道”、“日日是好日”、“行住坐卧，无非是道”的体认，“本然之心”与“执著之心”的分别被最终取消，“当下一念之心”即是“本然之心”，任何分别都是对心佛圆融不二的限制、破坏。海德格尔虽然认为非本真生存只不过是本真生存在日常生活中的某种变式，本真生存并不漂浮于沉沦着的日常生活之上，但此在的非本真生存总归是对存在的遮蔽，本真生存与非本真生存之间虽无二元对立，也无道德评价意义上的善恶之分别，但非本真生存毕竟与本真生存不同。也就是说，禅宗最终通过“平常心是道”的体认消解了“本真”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分别对置，完全确认了日常生活的至当性，人因而“随处作主，立处皆真”，但从海德格尔那里，显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可见，禅宗所说的日常自然与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的非本真的日常平均状态是有区别的，前者作为“平常心”的体现自然运作，现实人心与佛道在其中相互融通。后者则意味着此在不立足于自身而以“众人”的身份存在，因而失本离真。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平常心”蕴含着反对放纵与逐物，反对与物对待，强调我法二执双破的前提，“平常心”体现着心佛不二，任运自然的境界，而此在的非本真生存并不表示任何消极的评价，而是意味着此在与世界的相互牵挂和相互构成，为此在的基本生存论状态即“在世界之中存在”提供最基本的证明，我们就能体察出，思与禅殊途同归，二者以不同的方式彰显着人与世界的浑然一体，也进而从不同的角度领会着人与存在或人与佛的沟通，体会着“如其本然”的“大道”。
在思中，虽然海德格尔开宗明义地表明他关注的是存在的意义或存在的真理，但思之“林中路”是从对人的追问开始的，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对此在的分析开显存在的意义。我不赞同认为早期海德格尔与晚期海德格尔有根本区别的观点，但早期海德格尔之思与晚期海德格尔之思的侧重点确有不同，这表现为在经过其思想的“转折”之后，海德格尔直接地思入存在，此在由具有优先地位的存在者转而成为在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中诗意地栖居的一方，存在则作为本然的存在“如其本然”，经此“如其本然”，人被归属到本然之中，进入其本真之境。思也因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张力，一方面，人与存在相关，对人的理解被拉向“神秘的”存在，另一方面，思又教人处处体验到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在世界之中存在，在于置身于生活世界之中。如果说，思在其“林中路”上是从人走向存在，那么禅在对人与佛的观照中，则是从佛走向人。佛教虽以解除人生痛苦为旨趣，但始终“以佛为本”，禅宗通过“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的体认，将传统佛教中的“佛”一步步拉近当下现实人心，直至“佛”与“道”通，人与自然平等一如，人的自由解脱被视为禅的根本目的。跟思与禅的此种不同的理路相关，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由最初具有优先地位的存在者退居为“存在”的邻近、“存在的看护者”，退居为天、地、神、人四方游戏中的一方，在禅宗中却有一个从“佛”的大背景中转入“众生”背景中理解人的过程，经过禅宗人一代一代的不断探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发展为“即心即佛”，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人”从“众生”之中突出出来。禅宗对人的理解的此种历程使不少人认为，禅宗对人的认识代表着中国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代表着一种“人文主义的探索”。我不赞成这种观点，我的看法是，思与禅的此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西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历程的差别。海德格尔之思从人走向存在，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西方现代文明高度发展之后的一种反思，也是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的必然之途。禅宗从佛走向人，是对传统佛教的革新，也可以说是禅宗所处的时代的一种精神折射，但是依照禅宗精神，“人”无论如何从“佛”中脱离出来，“人”无论如何从“众生”中突出出来，都决无产生主体意识或主体精神的可能，因为一个独立的、外在于世界的主体是与禅宗精神格格不入的。（王为理） | 
